刘鼎曾任二机部、一机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常务副部长。他从人民兵工的创建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兵器工业不断壮大，一直从事于兵工建设事业，对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是我国人民兵工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刘鼎遭到、反党集团的残酷迫害，被投入监狱达七年之久。在狱中，刘鼎仍始终不渝地关心着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写下了20多万字的技术总结。1986 年4月，中央组织部作出了为刘鼎彻底的决定。但不幸的是，刘鼎于1986年7月25日因病去世了。为了永远怀念为人民兵工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贡献的刘鼎，本刊特选发此稿，兼飨读者。

  刘鼎1903年生于四川省南溪县。他于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国。早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军事课翻译时，就曾刻苦学习过爆破原理、兵器知识等课程，为他以后从事兵工事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32年春，刘鼎从白区调中央苏区工作，途经闽浙赣苏区时被方志敏留下担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闽浙赣是新开辟的苏区，条件十分艰苦。我军缺乏武器弹药，连一门小炮也没有。方志敏知道刘鼎的经历后，要他组织设计、制造火炮。刘鼎虽然见过炮，但在那种游击战争、四周被敌军封锁的条件下，连制造火炮的门槛都没有，要想造出一门炮来，真是谈何容易啊！当时，方志敏恳切地对他说：“还是你来吧！你还见过嘛！就请你领导造炮，为我们制造打破堡垒主义的钢炮！”刘鼎感到这些话代表着党组织对他的深切期望，他只能把这一光荣而又艰难的任务担当起来，于是，他出任了洋源兵工厂政委的职务。

  当时，洋源兵工厂由修械所刚刚组建不久，没什么机器设备，生产的地雷、手榴弹，也主要靠手工作业。厂里没有技术人员，刘鼎既是政委，也是技术员。他和几名工人师傅相结合，经过日日夜夜的奋战，用“土”设备代替洋设备，终于制造出35毫米的小钢炮（即迫击炮）和白口铁的迫击炮弹。刘鼎还从第五分校学员中挑选人员组成小炮兵队，培训自己的炮兵。他亲自带领这个小炮兵队，用自己制造的小钢炮的炮弹，打中了敌人的碉堡。这对于压制敌人火力，鼓舞我军士气，打破敌人的“堡垒主义”起了一定作用。这是人民兵工自己制造的第一门炮，是十分有纪念意义的。

  1940年5月，刘鼎出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当时八路军总部在晋冀鲁豫边区，已创建了人民军事工业，拥有黄崖洞等兵工厂五座。从制造红缨枪、大刀片开始，发展到能生产步枪、地雷、手榴弹等产品供给部队。刘鼎到军工部后，一方面发挥其组织领导才能，使太行兵工逐步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发挥其生产技术才能，从战争的实际要出发，结合根据地的物质条件，研究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成功地研制和生产了大批的武器弹药。

  刘鼎到太行根据地时，军工部已组建起三个步枪厂。但各厂造的枪，规格不完全一样，性能各异。各厂大都是手工作业，质量、效率均低。即使是同一个厂里造的枪，零件也不能互换。怎样使各厂的步枪规格统一起来，实现标准化，这是为实现大量生产和方便作战所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刘鼎根据我军要长时间坚持山地游击战争的需要出发，考虑到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要在200米以击准确，重量要轻，刺刀要长，所以他根据太行根据地可能取得的物资供应及技术设备条件，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我军作战，并能够与日军“三八式步枪”相抗衡的新步枪设想方案。他把任务交给水窑一所副所长刘贵福，并和他一起组织设计、制造工作。经过大家一起努力，连设计带试制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便于1940年7月拿出了自己设计的第一支标准化的新步枪。这支步枪被定名为“八一式”步马枪。它吸收了“捷克式”、“三八式”、“汉阳造”和延安制造的“无名式”步枪的优点，全枪重3.36公斤，口径7.9毫米，射击准确，刺刀锋利，而且能自动上刺刀，枪体轻巧、坚固，外形好看。当刘鼎等背着新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时，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见到新枪十分高兴，拿着枪边看、边作刺杀动作。彭副总司令当即责成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

  设计试制出标准化的样枪并不等于就能组织批量生产。由于原来的生产大部分还是手工作业，一部分工人习惯于单件生产，因此最大的困难在于制造成套样板，培训工人，提高技术水平，使其能适应合理生产的要求。经过半年的刻苦努力，终于把一大批来自农村的手工业工匠和青年战士，培养成了能适应专业分工的熟练工人。由于大家都能自觉按照军工部所发样板制造，每个零件都达到了部颁要求，枪的零件可以互换，重要部件还经过淬火，保证了成枪的质量，也大大地提高了产量。仅1940年就生产了标准化步枪3300多支。八路军战士们领到这种新枪后都笑逐颜开，交口称赞。

  “百团大战”后不久，刘鼎在彭总处了解到我军在山地作战，常常在未开始射击的时候便遭到日军掷弹筒的轰击，打得我军战士抬不起头来，难以发挥我军的近战优势。刘鼎根据彭总“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的指示，回去后即向八路军总部提出用掷弹筒抗击掷弹筒以压制敌军火力的建议。1940年9月，彭总亲自参加军工部生产会议，要求抓紧试造。按照彭总的要求，军工部组织水窑一所、商峪三所、柳沟铁厂三个单位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开始了掷弹筒和炮弹的研制工作。

  掷弹筒是日军步兵装备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配全钢质炮弹，适于山地作战。我们要想在太行根据地制造出这种掷弹筒，一定要解决材料问题：一是炮筒需要粗大钢料；二是炮弹用钢和铜。刘鼎运用“群众路线”这一法宝，动员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两个难题很快就解决了。没有粗大钢材，用铁路道轨，将它墩粗后再车制加工，或用道轨底把它碾压、卷焊好，再制成炮筒。同时，大家还把炮筒改为滑膛结构，增加炮筒长度，来保证了射击距离与精度。到1941年初，水窑一所、高峪三所分别试制成功了掷弹筒。经实验，射程可达700米，比日军的更为适用。

  有了掷弹筒，还必须有大量的炮弹。解决掷弹筒炮弹的生产问题比制造掷弹筒更难。日军是全钢质炮弹，并有铜质弹带，根据地则没有办法解决大量钢材和铜材的来源问题。刘鼎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研究，改变炮弹形状和结构，以生铁代替钢材，铸造成了类似迫击炮弹的弹体。这一步试验成功后，接着就是弹体加工问题。根据地只有白口生铁，不能加工。如何将白口生铁处理成能够加工的铸铁，这是解决炮弹生产一定要解决的技术关键。刘鼎在柳沟铁厂成立了试验小组，并派留学德国的冶金专家陆达与技术工人孙兆喜结合起来，把外国关于铸铁柔韧化处理工艺与太行山民间的焖火技术结合起来，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创制了火焰反射加热炉。用这种加热炉焖火处理后的炮弹壳，表面的碳被析出，硬度下降，就能够直接进行车削加工了。1941年4月，白口铁焖火试验的成功，不仅克服了试制掷弹筒炮弹的困难，也开创了抗日根据地大量制造炮弹的历史。这是根据地军工生产的一次重大突破，它标志着我军武器生产由制造为主，转向了以制造炮与炮弹为主的历史阶段。

  从1941年5月起，太行军工部成批生产出了掷弹筒和炮弹，并源源运往前线装备部队，使我军在战场上有了与日军抗衡的火力。敌人经常被打得措手不及，误以为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有了先进的设备和外国专家。到抗战胜利时止，太行军工部共生产出掷弹筒2500门，掷弹筒炮弹198000发。按每个班装备一门来计算，可装备近30个团，有效地打击了敌人。

  地雷虽然是简单武器，但在太行区，开始时只有柳沟铁厂能制造。随着抗日游击战争规模日渐扩大，一个工厂生产的产量已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刘鼎根据关于“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那时把地雷、手榴弹统称为炸弹）的指示，向八路军总部提出了一个发展炸弹生产的建议：由地方军分区组织手榴弹制造，每个军分区成立一个手榴弹厂，所需干部和技术骨干由军工部选派；由地方政府以县为基层单位，组织地雷生产，军工部负责供应雷管，并负责培训骨干；在全区普及地雷制造技术，发动群众开展爆破运动。彭副总司令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亲自动员在全太行区开展爆破运动。

  1941年3月4日，军工部在武乡县温村和黎城县东崖底村等地分别开办了地雷训练班，分期分批地培训武委会主任和民兵队长。刘鼎和军工部专业方面技术干部担任教员，讲授地雷制造与爆破知识，并编写了《地雷制造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小册子印发给学员。依靠这些骨干，又在各地层层办训练班，掀起了一个“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爆破运动。当时，平顺县西沟村劳动英雄李顺达所在的互助组，在反扫荡斗争中“白天搞生产，月下造地雷”。根据地的成年人也几乎人人都学会了制造地雷的技术，涌现出了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

  当地群众从实际条件出发，创造出了各式各样、品种繁多的地雷。尽管当时多为土法制造，但广泛发动，大量制造，使地雷成为阻击和杀伤敌人的主要武器。在地雷的埋设上，各地民兵也开动脑筋，巧布地雷阵，创造了许多巧妙的埋雷方法。地雷阵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搞得敌人晕头转向。

  以地雷为主体的爆破运动，由护村看家，慢慢地发展到主动出击，围困敌人碉堡、据点，迫使敌人只能困守在碉堡内，不敢轻易外出。群众性的地雷战，搞得敌人心惊胆战，有路不敢走，遇桥不敢过，见屋不敢进，使敌人的据点、交通线淹没在地雷的海洋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民族矛盾又转化为阶级矛盾，斗争的焦点之一是东北。

  同年10月，刘鼎带领百人左右的队伍从延安出发，开赴东北，建立新的军事工业基地。这支队伍主要由军工局的技术骨干所组成。其中有闻名延安的总工程师沈鸿、机械工程师徐驰、化学工程师林华、地质工程师汪鹏等。路过张家口，刘鼎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接见；到承德，又受到冀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热情接待。因到东北路线受阻，在承德待命数月后，中央来电让他们回张家口，由晋察冀中央分局分配工作。1946年5月，中央分局任命刘鼎为新成立的兴华工业公司副总经理。这个公司负责接管张家口、宣化一带的重工业，包括铁矿、炼铁厂、机器厂、化工厂等。不久，张家口、宣化准备撤退，晋察冀军区决定将凡是能拆卸的设备都带走，随同技术人员一齐撤到后方，另行组建晋察冀新的兵工基地。一场紧张的向后方撤退和组建新厂的战斗打响了！刘鼎一方面要组织拆卸、包装、运输工作，动员尽可能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随军撤退；另一方面还要在后方选择基地，拟定建厂规划，组织更复杂的建厂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一个以灵邱上寨为中心，包括子弹厂、炮弹一厂、炮弹二厂、手榴弹厂、发电厂等新的兵工基地建立起来了。晋察冀工业局的领导和机构也随之进行了改组，由兼任工业局局长，刘鼎任副局长。

  当时军工生产的主要任务是生产85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弹、复装子弹、手榴弹、炸药、无烟火药以及与这一些产品有关的毛坯、半成品和中间产品等。刘鼎采纳沈鸿的建议，成立了技术实验室，研究炮弹的加工和炮弹引信试制问题，使炮弹生产量成倍增长，大批炮弹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前线年春夏之际，井陉、阳泉先后解放，这是华北地区的煤铁之乡，是重要的工业区之一。军工局负责接管这一地区的重工业，刘鼎一方面组织恢复煤矿和炼铁高炉的生产，另一方面根据上级决定从阳泉铁厂的三座高炉中搬迁一座高炉到山西长治地区的故县，建立了故县铁厂，供应晋冀鲁豫地区军工民用所需的灰生铁。从此，华北地区有了大规模生产的灰生铁作为原料，炮弹生产一日千里地发展，年产达到几十万发，有力地支援了华北地区的解放战争。

  1948年5月，华北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下设公营企业部，主管全部公营企业，黄敬兼任部长，刘鼎、徐达本、赖际发任副部长。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三大战役捷报频传。公营企业部积极组织、参与华北大城市的接管工作。黄敬去天津，刘鼎进北平，赖际发到太原。这一时期，人民兵工处在巨变之中：一方面根据地原有的兵工厂需要改组、合并、集中；另一方面新接管的的兵工厂也需要整顿、改造。千头万绪，百废待举。

  1948年12月，中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第二次军工会议，、朱德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接收和改造旧企业的方针政策。1949年2月，在刘鼎的领导下，成立了华北兵工局，统一领导华北地区的兵工厂。这时，各大区的兵工厂都因为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人民缴获了军队的大批武器弹药，对军火的需要量锐减，处于停产或半停产整顿之中。人民兵工面临三大转变，即从旧的、低级的、小规模的军事工业向新的、高级的、大规模的军事工业转变；从国内战争的军事工业向国防的军事工业转变；从半殖民地的军事工业向独立的军事工业转变。

  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奋斗了几十年，终于取得了全国性胜利。人民兵工事业虽然面临暂时困难，从此却翻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