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实际上，在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后的1948年3月，中国人民东北部队即已开始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开始做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与集结。

  此前，由于战争本身的破坏，加之为破坏军队作战的机动性，也不得不有计划的破坏一切交通设施，结果哈尔滨以南的铁路线以及桥梁、涵洞、车站等铁路设施全部被毁。本身的调动遇到了巨大困难。

  苏联部长会议于5月17日正式下达5970号令，委派科瓦廖夫，作为交通部实施援助修复中长铁路各路段的有关措施，和组建由当地干部组成的，恢复工作机构的全权代表，派往中长铁路。

  6月4日科瓦廖夫，率领由21人组成的专家组离开莫斯科，6月中旬到达哈尔滨。可以说，这个专家组是以闪电般的速度派出的。为统一管理东北的铁路，早在1946年7月东北解放区就成立了东北铁路总局，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吕正操将军出任总局长兼政治委员。

  科瓦廖夫一行到来之后，便与茹拉夫廖夫一起，与吕正操和高岗等东北民主政权的领导人举行会谈，提出了许多建议，都得到中央东北局的批准。

  苏联铁路专家组，首先帮助东北民主政权建立了铁路恢复管理局和铁道特种部队，并对最重要的被破坏了的铁路路段，进行了仔细的技术勘察，确定了破坏的程度和修复工作的规模，确定了设备、材料和劳力方面的需求；首批需要修复的铁路干线公里，为在短时间内完成艰巨的铁路修复工作，苏联专家制定了“庞大的组织措施”，并经东北局批准，然后加以实施。

  （1）在运输部下设立修复工作局和各铁路分局下设修复处； （2）成立由3万人组成的铁道兵，辖4个旅，12个专业营和6个独立连，配备了相应的装备、器械和工具，这些装备、器械和工具一部分是东北就地解决的，一部分是从苏联运来的； （3）建立供应和采购机构与基地，保证修复工作所必需的枕木、木材、金属制作的产品、路轨零件和小工具的供应； （4）在哈尔滨机车修理厂，建立了专门的桥梁供应基地，以修理和制造金属桥梁构件和专门的桥梁装备。

  桥梁供应基地还按照苏联专家的方案制造出80吨的吊臂起重机。在哈尔滨还建立了专门的军械修理厂，为铁道部队修理和制造工具与装备。

  应和东北局的请求，铁路专家组制定了运输部铁路管理局的构成和人员编制，经东北局批准后实行。

  铁路专家组调查了东北的公路、土路和水路的交通状况，并为东北局拟订了对这些交通设施进行修理、整顿，使之达到合理的营运状态的决议草案；还草拟了关于制止盗窃和回收被盗铁路器材的命令，该命令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司令员予以发布。

  到辽沈战役前，东北军民共接收和修复铁路5700多公里，通车线公里，占全东北通车线台。

  其中截止到当年12月中旬，苏联专家组组织并通过个人的直接领导，完成了1350公里最重要的铁路线的修复，这中间还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沈阳-鞍山，锦州-山海关各路段。

  在这段期间，修复了大中型桥梁62座，其中完成大修的有东北中部几座最大的桥梁：

  沿哈尔滨-长春一线米的跨伊通河铁桥；沿吉林-长春一线米的跨松花江铁桥（在吉林市附近），长190米的跨饮马河铁桥。

  这些桥梁的修复需要有复杂的专业方面技术，十分显然，没有苏联专家的技术指导和精心的组织，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在修复以上铁路的过程中，还开通了从苏联境内的奥特波尔，经绥芬河，到旅顺港各站之间的直达列车，把苏联远东地区与旅顺口联系起来。

  先是转移和集中在长春地区，而后又转移和集中到辽沈战役的关键部位锦州地区。

  歼灭了这些地区的军队之后，利用刚刚修复的铁路，又迅速地转移到新立屯-沈阳和梅河口，最后全歼了困守在沈阳地区的军队，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辉煌胜利。

  在修复铁路与铁路设施过程中，苏联不仅提供了技术援助，还支持了大批铁路器材。

  当时铁路员工提出的口号是：“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

  中央东北局对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专门致函斯大林表示感谢，并决定对苏联有功人员颁发奖章，赠送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每人各一部缴获的轿车和其他礼品；但苏联方面都一一谢绝了。

  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东北野战军成为解放战争最强大的主力部队，东北则成为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支持全国解放就成为中央东北局的中心任务。

  部队进入东北后，一步步地接管了东北的全部工矿企业。东北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但因战争和人为的拆卸已经全部瘫痪。

  制定经济计划，恢复工矿企业和继续改善交通条件，第一步是要有各个行业的经济专家、必要的原材料和技术设备，这些专家和设备的来源，当然还是依靠苏联的援助。

  在辽沈战役前后和战役期间，东北民主政权先后通过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中长铁路局局长茹拉夫廖夫和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等渠道向苏联提出了继续派遣专家，支持铁路器材和其他战略物资等要求。

  还在辽沈战役进行当中的1948年9月上旬，即致函斯大林，请求苏联增派专家，并继续对东北解放区进行技术和物资方面的援助。

  集中在通化和鞍山的冶金和铸钢工业，安东和吉林的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最大的、75万千瓦的松花江上的吉林水电站以及哈尔滨机车车辆厂。 完成这些工作，至少需要两年，“为此，需要制定与此时间相应的东北地区国民经济恢复计划。” 但“我们自己没有从事这项巨大工作的精通专业的干部。我们请求您派来专家小组，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情况，和我们共同制定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恢复和投产的统一计划。”

  （1）计划工作和国民经济普通经济学专家10名； （2）黑色和有色金属专家15名； （3）煤炭液化燃料制造、硫酸盐、盐酸和硝酸生产专家6名； （4）采矿工业，特别是煤炭开采业专家10名； （5）大炮、炮弹和子弹生产专家6名； （6）木材采伐和木材加工专家6名； （7）纺织工业专家5名； （8）金矿勘探专家4名； （9）水泥工业专家4名； （10）造纸工业专家4名； （11）建筑混凝土堤坝和装配水电站专家8名； （12）金融专家4名； （13）军事卫生学校教师6名； （14）以学院院长为首的工学院教授、教师团12名。

  最初，联共（布）中央准备接受东北民主政权提出的派遣100名专家的计划，并拟出了相应的决议（草案）。

  拟任命苏联部长会议，在实施与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和组织工业生产及铁路运输相关的各项措施方面的全权代表1名，分管冶金工业等苏联部长会议副全权代表8名。 责成全权代表到达东北后，在一个月内完成对各个工业部门的调查，并就恢复和组织生产的最紧迫的措施问题，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建议。

  委托马林科夫在两周内研究出100名专家小组，完成恢复和组织东北工业生产的建议。这一情况说明，尽管战后的苏联经济百废待兴，但对支持中国东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积极的。

  但列出的14个部门所需要的专家数，究竟具体到每个部门要什么样的专家，却没有详细说明。

  的电报在中央书记处进行了讨论，由莫洛托夫将讨论的结果上报斯大林决定。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交换意见认为，暂时不应向东北派出如此多的专家，只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派出各种专家10名，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 （2）被派出的，不是作为顾问，而是作为专家； （3）委派有真正党务、经济工作经验的任驻哈尔滨领事，他应与派往哈尔滨的专家保持联系，并与保持联系； （4）关于进一步派苏联专家去东北的问题，应当与即将来苏联访问的讨论。

  这样，最后经斯大林批准，先向东北派出10名经济专家。原来由科瓦廖夫率领的21名铁路专家，按最初决定，在他们的任务完成之后回国。

  但辽沈战役结束之后，恢复东北经济的工作即已开始，而且战时临时恢复的铁路的许多路段，并未达到正常工作状态，有些路段还没有修复（石河至辽阳路段），特别是多次向科瓦廖夫提出，希望苏联专家继续帮助修复华北的铁路，苏联政府鉴于这一些状况，决定将专家组在华工作的时间延长到1949年4月1日。

  1949年1月，东北民主政权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经济计划，请科瓦廖夫转呈斯大林，以期在制定与完成1949年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计划方面，得到更多的苏联专家、设备和材料等方面的援助。

  “据东北民主政权的计算，为了制定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的最终计划和组织生产，至少需要500名苏联专家，其中军事工业35人，燃料动力工业40人，冶金和化工工业30人，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35人，铁道运输和交通116人，造纸和木材工业20人，建筑材料工业20人，纺织工业和轻工业20人，食品制造业20人，地方工业和手工业8人，农业15人，国民教育65人（包括学院和学校的教授和教师），卫生保健医生55人，金融和信贷20人，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20人，综合和平衡部门6人，统计和核算10人。”

  总数是1948年9月8日提出的专家数的5倍。此外，还要求支持大量的设备和原料。

  例如，仅军事工业一项，就提出建成日产10门山炮和野炮的制造厂，提供TT炸药3000吨，火药200吨，铜360吨，特种金属10000吨，自动车床150台，炮筒钢管300吨，钨100吨，铝50吨，矾700吨，电线米，皮线米，超强线米；此外，还有军事工业所需的各种仪器和材料。

  上述计划和申请书是中国在没有专家参与（除铁路运输计划和申请书以外)和对于工业情况未经调查的情况下编制的，因此，恰当的做法是现在暂不研究他们的计划和申请书，而派遣一个苏联专家小组去东北调查军事工业、冶金、煤炭、电力、机器制造、化学及其他工业部门的情况，责成该专家小组在一个月的期限内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建议。

  科瓦廖夫的意见与联共(布)书记处的意见基本一致，建议苏联先向东北派出经济专家10名。苏联大批的援华专家（包括向东北派遣的专家）是在1950年访苏时定下来的。

  5、支援中长铁路南线月末，中国东北民主政权，通过中长铁路局局长茹拉夫廖夫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办公室主任马利宁，向苏联政府提出：

  （1）准许中长铁路管理机构的苏联部分，从大连储备的列车中调拨1500个货运车厢，130个客运车厢和50个机车给东北民主政权，以便组织东北的铁路运输； （2）按照与东北民主政权达成的协议，在1949年5月1日以前，大连机车修理厂利用积压的半成品和材料，为东北制造出1000个货运车厢； （3）中长铁路各工厂负责对东北的铁路机车和车厢进行大修和中修，制造所需信号、通讯器具和道岔； （4）中长铁路大连营运区派出修理车和专家工作组并携带修理大连境外区段铁路所需要的材料，随时进行铁路修理工作。

  这样，中国革命的利益与苏联的国家利益就达到了一致，苏联领导人和各主管部门全力支持东北民主政权的要求，不待其他要求的解决，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苏联部长会议指令的各项要求，这样，苏联铁路工作者以及大批铁路器材及时来到东北。

  由于铁路运输的保证，东北野战军及时出关，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平津之敌，完成了的战略决策。

  1948年10月16日，高岗写信给斯大林，要求苏联紧急提供20000吨棉花，以解决东北纺织工业所需。

  苏联部长会议责成苏联交通部，紧急解决东北与苏联的物资流通问题。苏联交通部责成外贝加尔铁路局和滨海铁路局，调动400个车厢，昼夜不停地转运东北的粮食。

  1948年底，中国东北民主政权通过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向苏联提出了签订苏联与东北地区电报通讯临时协议的建议，并提交了协议草案。

  以上情况说明，在辽沈战役过程中，特别是在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到来之后，东北与苏联的关系取得了迅速和全面的发展。

  科瓦廖夫并非一般的苏联专家，来华前任苏联交通部副部长，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在组织交通运输方面立下了赫赫战功，来到东北不久，被正式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在实施与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和组织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各项措施方面的副全权代表”（当时没有派出全权代表），其实就是苏联政府派驻中国东北的全权代表，有权就东北与苏联关系中的一些最紧迫问题直接向斯大林提出报告。

  将他派往东北本身就表明苏联对发展与中国东北、以及逐步发展与掌权后的新中国的关系是十分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