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首先从宏观层面谈一下，自己基于有多年经济研究经历的研究者定位，怎样形成一个认识框架。

  我们现在已处于“十四五”后期，要衔接“十五五”和中央已经给出通盘指导的2035年远大目标规划怎么落实。最近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又有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在这个背景下，“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显然关系中华民族所有社会成员根本利益，也与我们业界各位朋友的人生，有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

  在产业高水平发展这个主题上，面对宏观大局，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古人推崇的环环相扣的四个概念：取势、明道、精术和择时。首先要“取势”——中央有一个超长期规划的通盘部署，而且这个规划还需要动态优化，从“十四五”到“十五五”，再到“十六五”，还有新的“两步走”最终要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能够梦想成真。对这个大趋势，在总体观察全局眼界之下，一定要随时注意紧密跟踪，来乘势而上，顺势而为。

  跟着的“明道”，实际上讲的是我们在自己具体的本职定位上，要注意洞悉规律。“道”在中国古人所用的概念上，是非常被推崇的一个“纲举目张”之纲，也就是我们研究者所说的事物有客观规律，人们要力求洞悉规律，跟着来按规律办事。取势、明道之后，跟着怎样“精术”？在管理、运行、工作的角度上，在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的大前提之下应争取做到极致。当然，在自己形成特定的战略策略结合而要动作的时候，还要“择时”，需要及时地做，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该出手就出手”。

  这样一些原则、要领之下，现在简单勾画一下中国经济运行。从宏观、全局层面来看，我们已在“黄金发展期”之后面临着“矛盾凸显期”，在影响整个中国经济运行的相关因素方面，至少要提到四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所应对的概念。一个是中央提出“稳中求进”之后，中国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由原来的粗放发展要转为集约发展，而直观特征由原来的高速转为中高速的“阶段转换”——此阶段是必然要到来的。在2010年以后我们进入这样一个转换阶段，领导人所说“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新”，讲的是速度的下调，但又不能一降再降，它要“由新入常”转为中高速的平台状态，这个中高速的平台需要落在一个L型转换上，“L”一竖之下，要拉出尾巴，应该是追求在中高速的平台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增速曲线上看，地方和企业经受了阵痛考验，经过努力以后，2015年我国有一个看起来长达12个季度即三年期6.7-6.9%这样的经济提高速度，本来觉得很有希望确认L型转换的实现了，但是又一重影响因素来了，就是中美关系交恶，当时叫“贸易战”，其实很快还有种种困扰我们的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乃至各方面都很关心、甚至提心吊胆的关于擦枪走火的热战风险。这样一来市场预期往下滑，原来6.7%的底线%的增速水平上。跟着，又一个坏因，就是三年大疫，这不需多说，我们已终于迎来2022年11月以后的“转段”，但是抚平“疤痕效应”还需要有个过程。

  除了上述三个重大现实问题，还有一个，是要谈到与三重压力叠加相关的更复杂问题。2021年年底中央指出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交织不可忽视。以后所有收缩性的政策都必须特别审慎，而且实际上，韩文秀副主任点明了必须对已然浮现的“双重谬误”做纠偏。比如房地产业界有典型的“合成谬误”，在“双碳”目标推进过程中间，又有“分解谬误”。

  实际运行中，我们要特别看重2022年11月以后“转段”的优化调整带来的契机——2023年同比，我们毕竟是站在5%这个中高速底线水平之上。从来就没讲中高速的区间是多少，我们觉得应该是看在5%-8%这个区间。不低于5%的速度，是中央2035远景目标规划达到目标所需的保证速度，即15年算总账，年均增速要达到或很接近5%左右，才能实现人所203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或折为人均的GDP要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

  这样一套部署之下，我们现在要注意，在彻底告别两位数快速地增长的新阶段上，面对前面说到的四重影响因素，毕竟2023年站在了5.2%的增速上，那么我们能不能在今年、明年、后年这一段时间，经过努力，使经济运行摆脱整个下行曲线%以上实现L型转换——我认为这在是宏观上政策追求、而且要把政策寓于改革之中要落实的一个运行目标状态。5%以上的运行增速，我们今年上半年满足了，但是要注意，一季度比预期好一些，达到同比5.3%，而二季度比预期明显不好，只有4.7%。当下中央和国务院的指导精神非常明确，要持续加力，而且还要出增量措施，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看看这样一个调整，是否能使我们下半年在整个运行状态趋势上，对接到全年完成5%的增长，而明后年可以按这个态势继续向前，以中高速而追求高质量地实现发展。

  接下来说，我们餐饮产业必须在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运行状态趋势中，在整个经济景气有所支撑的情况下追求好的业绩，而且要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儿作前瞻。我们确实面临一系列的挑战性问题，国际关系方面错综复杂，国内矛盾凸显期和国内外的不确定性合在一起，企业界和市场人士往往感觉预期不能令人满意，信心的提振迟迟未达到应该有的状态——要有一个支撑我们更好地抖擞精神往前寻求创新发展的状态。在这样一些问题存在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再考虑一下，讲进一步提振信心改善预期，我们面对种种不确定性的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些确定性？我作为研究者，不是故意说让大家感觉能够提振信心的一面之辞，我想简单勾画一个可说清依据的基本认识框架。

  我认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实有客观规律可循。假如没有客观规律的话，我们没必要开会交流，大家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做研究工作也就更没有必要了。关于经济学所研究的规律与整个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的认识，我有这么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事情：在1977年，我在农村、军队和工厂都有经历以后，进入当年的10月，忽然传来恢复高考消息，这是复出之后抓的一件大事。我当时非常受鼓舞，因为一直有强烈的求知欲，想圆一个大学梦，但“工农兵推荐上大学”这个当时的原则实际落不到我身上，每年我在班组、车间获推荐不成问题，但到了厂部，厂领导手上有厚厚一沓子白条，这些走后门的关系排在前面，轮不着我来得到这个名额。但听说恢复高考了，依靠考分争取上大学，我就赶快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看展览，给自己恶补历史知识准备参加考试。在那个展区，我看到了当年孙中山先生海宁观潮之后写的题词，内容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看了以后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我终于能够上大学，以后又搞了几十年研究，我会反复地想，孙先生当年面对着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率先提出“振兴中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要“实现现代化”，而他明确告诉全体国人，存在着一种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世界潮流。这种“世界潮流”到底是什么概念？我认为至少有六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都不能少。首先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国就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严重落伍的，工业化一定得完成、别无选择；而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镇化——这两个客观发展过程，在中国实际上就是“成长性”概念，而我们现在走到了什么地步？按照国际的经验总结，是工业化发展到了后期，城镇化也会完成快速地发展阶段——它还会继续往前走，但是快速地发展特征没有了。中国现在一定不可以听信某些说法，讲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快到天花板了，他们只看到了非流动人口城镇化率67%——国际经验是说线%，差不多就要结束城镇化快速地发展阶段，而同时意味着工业化已经推进到后期。而在我们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一定要首先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只有百分之48%，一半以上的中国人还没取得市民身份。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两个我们一定要完成的历史过程，现在只是走到半途，虽然我们已是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的世界工厂，但大而不强；我们的城镇化在前面几十年中间，有接近三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已经在城镇区域长期居住、生活，但是他们就是拿不到城市户口。这些都是我们发展不足的表现。大而不强的世界工厂和严重欠账的城镇化率，只能依靠有效供给继续来弥补现存的不足之处而得到真正符合现代化的发展，那么跟着的就是应认识到我们后面的发展、推进的纵深空间，还非常可观。这种客观支撑条件，要配上另外四个概念，就是“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说的市场化、国际化，以及我们大家都高度关注的数实融合高科技化，或者叫做信息革命时代的数字化，再有就是法治民主化——六个概念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把这些概念合在一起，客观的成长性加上我们的主观努力，打造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反复强调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发展数实融合的新技术革命，再加上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些若能够得到结合与贯彻落实的话，中国在不确定性旁边的确定性，便是未来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现在已有的带增长极特征的700个左右的中心区域（中国县级辖区大概三千个左右，其中的1/4或者接近1/4是显而易见的增长极），他们主导的趋势，是城乡结合部往外推，伴随的便是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更新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产业升级，以及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是在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巨国模型之下，不断释放我们的需求，而在双循环中加上内循环为主体的我们在主动权方面的掌握，来和全世界做生意，不断地对应着需求的释放，提供出有效供给，形成我们中国的成长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被颠覆，没改变。如果市场人士看到这样一个“取势”、跟着“明道”大的认知框架，和我所说的客观和主观合在一起的依据的话，我们是否能考虑，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实现，还是要首选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上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场景中间寻找自我聪明才智发挥的空间，把自己要在创业创新发展中做的努力，对接到长期主义行为模式。

  既有客观的成长性，又有我们要非常看重的最重要的主观努力，结合着这样一个认识框架，它对所有市场人士，所有企业界的朋友们，各个赛道上竞争的无论是大型的还是中小微企业的朋友，我觉得都有认识上的参考价值。

  如果说长期主义行为还要胸怀全球，关切中美关系这一当今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演变，那么要看到现在中央总体的要求非常明确：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但要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如果说最简单的一句话，中美关系要努力争取“斗而不破”。我们绝不脱钩断链。在实际发展中间，中美早已形成了一个共享全球产业链的局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情况下，中美的贸易不可能真正的脱钩。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美国意图全面遏制，中美贸易在继续维持较大规模的同时，是有所调低的，但是大量的中间贸易，通过墨西哥，通过东南亚，还在实现中美之间供需的对接。投资市场，在贸易战打响之后，有曹德旺为代表的继续到美国去追加投资，有马斯克代表的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大手笔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所以实践表明，所谓“脱钩”，主要是极端政客打压的一种姿态，我们肯定要掌握好中美关系上努力在主观方面争取斗而不破、继续通过和平崛起走向现代化目标的最大共识。而且这方面，我们也可通过多边关系制约中美双边关系。比如俄乌战争后，看起来美国和欧盟有高端峰会，美国方面志得意满的状态之下，却马上传来一个消息，欧盟和中国方面签了一个大单，300亿美元的260架干线大飞机要陆续卖给中国，以后马克龙访华，跟着再追加260亿美元，200架大飞机。合在一起，460架的大飞机合同。而且中国我们自己的大飞机正努力增加产出，已经有300架国产大飞机的供货订单，将有长足的发展。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潜力，对应到整个发展过程的成长性，是客观有利条件。

  现在从已经有的对比看得出来，美国从1900年到2017年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站稳全球头号强国地位，GDP是翻了36倍，而中国从2017年往前找GDP的1/36，找到的是1987年，已经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八个年头，同样36倍GDP的成长，时间轴上是1：3.9，即中国用一个时间单位，走了美国4个时间单位体现出的成长性，而且这样的一个过程并没有完结。

  在我们继续努力之中，会遇到很多复杂的挑战性问题。我国的宏观政策现在明显需要继续在扩大内需与供给侧改革的结合方面，处理好非常之时的非常之策，要格外的注意中小微企业和地方政府碰到了种种问题，怎么为他们纾困——“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中央非常明确的要求。

  在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认识框架之下，我抓紧时间说一下和我们餐饮行业相关，自己作为外行但愿意汇报出来的参考性认识。

  在中央的指导方面，表述为消费是基础，有效投资是关键，讲的是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中供需的互动。餐饮业是面对经济社会中打底的刚需，它的发展显然要迎接挑战，抓住机遇。

  餐饮行业走向与机遇：在整体经济下行趋势待“L型转换”、2023年后向好局面须夯牢其基础的当下，餐饮行业面临着更复杂的环境。根据《2024中国餐饮产业生态白皮书》，2023年中国餐饮行业收入首次突破五万亿大关，同比增长20.4%，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背后是消费的人对餐饮消费支出的积极态度和供应链企业的广阔市场空间。然而，餐饮业也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消费降级和市场之间的竞争的挑战。据国家统计局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4年1-3月，餐饮收入13445亿元，增长10.8%，行业在稳定恢复，但餐饮人却感觉竞争加剧，中国餐饮是否处于一个新的周期临界点？餐饮企业该怎么样穿越周期，迎难而上，应对挑战？

  1.“民以食为天”，餐饮是人类社会的打底刚需，是永恒的民生保障与美好生活服务产业，具有强劲的韧性、旺盛的活力、无可怀疑的生命力，永远与“夕阳产业”概念不沾边。

  2.餐饮业是“辛苦活儿”，中小微企业为主，起早贪黑，但也相对容易“安身立命”。店铺“个性”似可分两大类：一般地段上形成“回头客”（直接的或隐蔽的“会员制”）的；占据“水陆空码头”繁荣中心区一席之地的；而共性在于：“有特色”、“使用者真实的体验好”是关键。

  3.近二、三十年已普遍化的“职工食堂外包”模式，形成了可观的“市场占有率”；外卖强劲增长，预制菜、网红餐厅等各种创新层出不穷。

  ——“美团”代表的数字化平台与“外卖”、“闪送”、“直播带货”超常规发展

  ——“盒马鲜生”、“7Fresh，七鲜”（3公里半径30分钟配送），以及“山姆超市”等本土扩张的创新尝试

  4.“三年大疫”冲击下，“消费降级”合乎逻辑，但“淄博烧烤”、“尔滨冰雪旅游”和“天水麻辣烫”式的爆红，表明“消费降级阶段”也有可观商机和创新发展的巨大潜力空间。

  5.前瞻行业发展：“餐饮蛋糕”将越做越大，竞争可能更激烈，入局者不断增多，洗牌重组加剧，是挑战，更是“竞争中相互造就”的机遇。总的趋势是消费的人更看重品质、健康、文化和“综合体验”。健康饮食诉求、绿色消费观念正在升级之中。

  经过几年疫情，餐饮行业在经历了诸多磨难后，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复苏活力。疫情后人们的消费习惯改变，时效性敏感、本地化属性较强的餐饮消费需求加速向线上延伸。本地化业务模式通过向上下游延伸，助力打通全产业的数字化通路，在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了餐饮行业的数智化变革。政策的引领和技术的创新，促使餐饮企业积极构建数智化生态体系，提升运营效率和消费的人体验。数字化正在成为餐饮企业的首选战略。很多餐饮企业都表示，数字化不仅会驱动餐饮创新，带来业务增长，更锻造了企业韧性，有助于实现基业长青。

  餐饮企业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数据要素价值未能充分释放、行业数字化治理有待提升等。但同时，数智化也为餐饮公司能够带来了新的机遇，如精准营销、智能管理等。“数据资产入表”正成为企业界与时俱进的重大任务，餐饮行业要紧抓不放。

  外卖作为一种主流化的消费习惯，正为餐饮消费者特别是新生代所普遍接受。随着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及未婚独居人群增多，生活节奏与餐饮习惯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动。未来，外卖这一形式对餐饮业发展愈发重要，真正的完成数字化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而非简单使用数字化工具，将成为市场竞争力增减的分水岭。通过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布局终端物联网设备，借助AI大模型打造智慧平台等技术方法，让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深入餐饮生产、服务、消费等各环节中，以效率提升、渠道扩容为基础，实现传统餐饮商业模式的重构。

  企业升级发展的机遇把握，需要追求“因企、因地、因时制宜”的定制化，但共性的“规律”也可探讨：

  ——并非“高新科技”和“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餐饮行业，却属于“高级功夫”、“可持续基础支撑”的产业，创新发展中必然基业长青。

  1.拥抱科学技术创新，以综合场景（如“轰趴馆”）、模式（如“餐饮+零售双驱动）、渠道（如社会化媒体平台）、组织（如合伙人、员工持股）等方面的创新，形成”长期主义行为模式“。

  2.以挖掘地域、特色美食和加强食品安全、质量管理等强化品牌建设，积极稳妥发展连锁形式。

  4.不论高、中、低端定位如何，都要定制化打造“核心竞争力（无法替代性）。

  贾康，著名经济学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年间任所长。在国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公共事务等的理论、政策研究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

  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数十部专著和 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访谈。

  年后，多次应总理之邀座谈、或按全国政协安排向总理建言经济工作。

  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等多地人民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

  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

  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